左宗棠是个心高气傲之人。他刚明果断，勇于任事，这是他的优点；但他性格要强，为人处世，一味霸蛮，很难与人相处，这又是他的缺点。
西捻军进逼直隶后，李鸿章受到朝廷严责。出现这样的局面，李鸿章认为这都是左宗棠惹的事，他在陕西剿贼不力，结果放贼出山，殃及鄙人。不过，鉴于丁宝桢的教训，他决定忍让，主动求和。在给曾国藩的信中，他写道：“鸿章此行迫于大义，吃苦受气是分内事。拟再与左公议和，但勿相犯，决不失敬。”
不久，李鸿章进驻山东德州，主动与左宗棠寻求和解，朝廷也令恭亲王协调李、左关系，而此时的左宗棠由于追剿不力，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战法。6月间，漳、卫上游，陡发山洪，运河水位猛涨。西捻军三面遭水，行动困难，被迫徘徊于直鲁边境。左宗棠看到战机有利，开始接受李鸿章“圈制”之策。6月14日，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桑园会晤，这就是著名的桑园会议。李、左两巨头的携手，带来了直东战场的重要转折。
西捻军的噩运开始降临了。从6月至8月间，湘、淮军利用运河、黄河和大海的长墙工事，对西捻军实施全面围剿。7月14日，在商河之战中，张宗禹中弹负伤。据李鸿章的奏折称，“商河之战，逆首张宗禹自带黑旗队冲阵，被我军枪伤落马，枪子自背后穿小腹而出，贼数十骑扛之而逃，群贼立即纷溃”。
在报告中，李鸿章还写道，他亲自审讯了张宗禹亲兵毛牛儿等人，证实“小阎王”张宗禹“腹受枪伤甚重”。最后，他的结论是：“张宗禹受伤情形甚为确实，既系子穿小腹，似亦万无生理。”
然而，他的话音未落，几天后，张宗禹又出现在济阳家渡、龙王庙一带，这让李鸿章很没面子。
8月4日，西捻军在商河、乐陵一带遭遇淮军追击，张宗禹率部试图摆脱，但淮军诸将次第追击，并逐步形成合围。战斗从19日一直持续到28日，西捻军突至山东茌平附近的南镇，陷入了刘铭传、潘鼎新、郭松林等几路大军的联手合击。西捻军顽强抗击，直至数千将士伤亡殆尽。最后，张宗禹仅带数十骑突出重围，在高粱地里不知所终。
茌平一战，是西捻军的最后悲歌。此战，他们全军覆没。张宗禹之兄张宗道、其弟张宗先、其侄张正江等全部阵亡，就连他的儿子张葵儿也未能幸免，被官军抓获，只有张宗禹去向不明，众说纷纭。
官方宣称，张宗禹投水而死，其依据是李鸿章的报告。李鸿章在报告中称，民间纷传张宗禹投水淹毙，后来抓获了张的亲随王双孜。李鸿章与袁保恒等亲自提讯。王犯供认，他跟随张宗禹九年，战败当日，张带八人逃至徒骇河边，自知难逃一死，不肯受刑戮之辱，遂令随从七人各自逃命，自己则下马脱衣投水而死。
据此，李鸿章在报告中作出认定，张逆“投水伏诛毫无疑义”。至于尸体没找到，李鸿章的解释是：“惟刻下黄水盛涨，灌入徒骇，深不见底，事隔多日，该逆尸身随水漂流，必已腐烂无从寻认。”
这份报告写于8月25日，即战后十多天。9月6日，李鸿章再次上报，确认张宗禹之死“毫无疑义”。报告称，前审王双孜，王犯供称“逆首张宗禹投水淹毙”。此后又对降贼王结巴亲加研讯，“所供与王双孜相符”。因此他再次认定：“是日(捻匪)全股歼除，张逆亦毙，嗣经各处搜捕并无实在匪踪。”
但是，对于这种说法有人表示质疑。尤其是左宗棠，一直不相信张宗禹投水自杀之说，认为这是李鸿章弄虚作假，贪功求赏。他上疏称，张逆未死，必伏后患。为了抓住李鸿章的把柄，他“多方搜剔”，并派兵四处搜寻证据，这让李鸿章大为恼火。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。李鸿章觉得左之所为，完全是出于嫉妒。在给曾国藩的信中，他愤愤不平地指责左宗棠，称他是“阿瞒本色，于此毕露”。然而，尽管存在争议，张宗禹的下落始终不明，最后朝廷只能接受李鸿章的说法。《清史稿》等史书也都如是记载。
那么，张宗禹究竟是否死了呢？
学界看法不一，直到如今仍然未有定论。不过，在如今的河北沧州孔家庄却有一座张宗禹的墓碑。据说，张宗禹跳河后并没有死，而是逃到了孔家庄，隐姓埋名活了下来，直到二十年后病死。临死前，他才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民国版的《沧县志》有如下记述：
张酋败后，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，变姓名为童子师，后二十余年病死，即葬于其庄，至今抔土尚存焉。其临殁时告人曰：“吾张宗禹也。”
事过一百多年后，有人去孔家庄追访，并发表了《捻军领袖张宗禹下落考察记》一文，载于《齐鲁晚报》。文中记述了张宗禹逃至孔家庄后的生活情形，并配发了张宗禹墓碑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墓碑孤零零地竖在荒草丛中，显出了几分凄冷。看着照片，不禁让人心生感慨：轰轰烈烈终归平静，尘埃落定，日月依旧。
另据《张宗禹传略》记，张宗禹尚存一子，其后裔如今都生活在皖北故里。
五、刘铭传的无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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