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效甚微。几个月下来，张学熙亏掉了好几千两银子，只得灰头土脸地又来找刘铭传，说他撑不下去了，请求退办。
张学熙走了，煤矿恢复便陷入了停顿。为了寻找出路，刘铭传便找到曾国荃和裴荫森商量能否三家合办。曾国荃时任两江总督，裴荫森时任福州船政大臣。当时国内洋务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，江苏、福建等地都需要煤。三人一商量，决定一家掏两万，凑成六万两。在此基础上又招商股六万两，加在一起总计十二万两。光绪十三年(1887)一月，煤矿开始挂牌运营。刘铭传指定候补知府张士瑜为总办。张士瑜身为基隆煤矿矿务委员，对煤矿生产比较熟悉。他受到委派后，便决定聘用外国人进行管理，还雇用了洋技师。在设备上也投入重金，购置了新式机器用来抽水。刘铭传还专门派人修通了煤矿至码头的小铁路。
不久，煤矿开始出煤了，而且产量还不错，一度达到百吨左右。张士瑜忙不迭地向刘铭传报喜，曾国荃和裴荫森闻报也皆感欣然，大家都对煤矿的前景一致看好。可是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。时间不长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不错，煤是挖出来了，但运输却成了难题。首先在台湾岛内，辗转运输千余里，没有铁路，全靠脚力，成本太高。其次要往大陆运，海上风浪大，没有大船不行。但煤矿资金有限，要想修建铁路、购买大船，实在是力不从心。干了不到一年，亏空越来越大，每月亏银达到三四千两之多。这一来，商股首先不干了，要求退出。
商股一退，全部股份便为官方所有。张士瑜本来还满怀信心，打算重整旗鼓。但这时老矿井的煤又快告罄，必须重开新井，方可获利，可重开新井，便要追加投资，而且耗资相当巨大。据外国技师勘察，需百万之数。刘铭传去找曾国荃商量，能否增加投资，曾国荃一听就不高兴了。他早对煤矿的亏损状况感到不满，现在要他增资，他当然不干。曾国荃不干，裴荫森也缩头了。此时，刘铭传正忙于台湾的新政和抚番，到处都在伸手要钱，财政早就揭不开锅了，哪还有钱投入煤矿呢？
张士瑜急得团团转，隔三岔五地便来找刘铭传叫苦。煤矿一旦停产，不仅钱要打水漂，台湾新政也要受影响，而且还会有人大做文章，说不定又要闹出什么风波来。刘铭传当然也很着急，但急归急，一时间却无计可施。
就在焦头烂额之时，英国人找上门来了。
找上门来的这个英国人名叫班德瑞，是英国驻台北领事。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英国商人，名叫范嘉士，现供职于英国旗昌洋行。范嘉士对刘铭传说，听说贵矿亏累严重，要开新井又乏资金，敝人有一建议，不知愿闻否？
刘铭传说愿闻。
范嘉士于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说，我们英国商人可以集资承办新井，全部费用预计将达百万以上。承办期为二十年。期间无论亏盈，将由英国商人全部承担。此外，范嘉士还拿出了一些诱人的条件。比如，每年拿出一千吨煤，以市价八折供给台湾政府使用；每出口一吨煤，都按合同纳税。他还答应以十四万两银子买下基隆煤矿原有的设备。
刘铭传一听当时便动心了。基隆煤矿的状况使他身陷困境，正苦无对策，如今英国人愿意接下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求之不得。虽然这样做是让利于人，刘铭传并不情愿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况且退一万步说，由洋人承办，对自己同样也有好处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用现在的话说，“借鸡生蛋”“借船出海”。
英国人走后，他便找张士瑜商量。张士瑜有些担心，他说，洋人承办，恐引非议。但刘铭传认为这事于台湾有利，于国家有利，不妨一试。
哪知这一试便试出了风波。
总理衙门和户部首先跳出来反对，认为洋商承办流弊甚多，实不可取。他们向光绪皇帝汇报后，光绪皇帝也认为该衙门“立论极为切当”，并斥责刘铭传“办事殊属粗率”。处理结果是：“着传旨申饬。”同时，要求刘铭传“认真核办，妥为经理”，“另筹办法。毋再草率从事，致滋后患”。
这样的结果令刘铭传大失所望。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是庆郡王奕劻，而户部尚书乃翁同龢，他们向与淮系不洽。此时，刘铭传多么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帮他说话。可是，过去一向支持他的醇亲王奕譞(光绪帝的生父)由于病重昏迷，无法视事，而他的老上司李鸿章也因此事敏感而不敢为他讲话。刘铭传茫然四顾，毫无援手，并预感到今后办事会越来越难。
洋人承办的方案被否决后，如何解决基隆煤矿的出路又成了一道难题。刘铭传与张士瑜商量来商量去，光靠官股无法为继，只有再招商股，重走“官商合办”的老路。虽然这个办法曾经失败过，但此一时彼一时。由于近年来煤的行情看涨，民营煤矿开始逐渐增多，经营势头也不错，这对商股又有了很大的吸引力。
刘铭传找来一些商人进行洽谈。果然，商人们很感兴趣，但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。洋务运动以来，“官商合办”常常搞不好，主要原因就是以官为主，商人没有发言权，而官不懂商，积习甚多，终致亏累而难以为